披肝沥胆护党旗—记新乡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高遂林

  2005年4月21日,这个日子高遂林终生都不会忘记。就在整整一年前的2004年4月,时任新乡市原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高遂林被选调到市检察院反贪局工作,开始了他的反贪生涯。4个月后,高遂林被任命为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2005年4月20日,新乡市纪委将原河南华新棉纺织厂厂长申某贪污腐败的案件交由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审理,负责人就是高遂林,此案定名为“4·21专案”。

  高遂林细高的个子、白净面皮,深邃的眼窝透露着成熟与稳重。这个1992年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时年才35岁,虽然在基层公安局和检察院摸滚打爬多年但真正在一线从事反贪工作的时间不过才1年多时间。看着“4·21案件”的卷宗,高遂林眉头深深地聚在一起。一来,华新棉纺厂是河南省大型国有企业,上万名职工因为改制过程中受到不平等待遇以及厂领导的贪污腐败积累了巨大的激愤,前不久,甚至闹出了数千名职工堵塞京广铁路沿线,集体卧轨,导致铁路中断运输78分钟的重大群体事件。如果此案审理的结果无法给职工一个交代,那将会严重损害国家司法的形象;二来,河南省国有大企业众多,在转制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如果不能将此案办成铁案,无法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予少数国有企业领导人一个警示作用。

  “挪用公款15万元,挪用资金10万元。”案卷上显示的这两个简单的数字远远无法说明申某的问题,仅仅是冰山上浮出水面的一角——一定要将整个冰山挖出来!院领导决定:立即成立以高遂林为首的“4·21”专案组。在检察长的大力支持下,高遂林从县区院反贪部门抽调了20人进入专案组,要求专案组统一食宿、集中办案、配备专用通讯工具并将专案组分成外围调查组、后勤保障组、讯问组和财务审查组等团队,分头行动。

  申某50出头的年纪,为人桀骜,又由于长期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作风更是专横跋扈。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字,写的是:上帝让谁灭亡,就让谁先疯狂。从字意当中即可看出此人的乖戾。有感于此人的堕落过程的同时,高遂林也从心里钦佩申某的才华横溢。在申某的办公室中,专案组找出众多他写的诗词,而就算已经负罪被拘,申某仍然不断创作,才华尽显笔端。要跟这样一个聪明人交锋,高遂林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当然,除此之外,他还要经历种种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考验。

  在向检察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检察长问他:“小高啊,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阻力啊?”

  高遂林说:“困难都能克服,但是有不少人通过关系说情。”

  “呵呵,你那里都是小意思,还算是风平浪静,我这里可是波涛汹涌啊!”检察长语态轻松,神情却凝重。高遂林知道检察长为这个案子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尽快结案。

  经过初步的调查和取证,专案组掌握了申某更新的罪证——贪污29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挪用公款、挪用资金近百万,及数百万元巨额财产不明,另外还有非法持有枪支罪等。而对于这些罪行,申某从来不予正面回应,任何一笔款项只有当专案组掌握了确实的人证、物证等确凿证据后,申某也只是说:“既然你们都已经掌握了,我还有什么办法。”这就算认了!针对案情的实际情况与申某的拒不交代,专案组制定了“以零口供为基础,全面收集证据,以证促审,适时突破”的侦查方案。

  理清办案思路是非常重要的,找到案情的突破点更是决定案情能否顺利破解的重要环节。高遂林在和专案组的同事们详细研究了案情后,准确选择了华新纺织厂财务总监段某为突破口,并以此立住阵脚,全面展开,并迅速抓住了此案的四个着力点:一、围绕申某任职期间账目上的往来情况调查;二、力争查清其银行存取款和住房情况;三、结合前期对账目的审查有重点地对华新下属企业的资金收益进行查证;经过抽丝剥茧的调查,专案组逐渐掌握了申某的犯罪事实。申某的贪污腐败手段很多,其中有很明显克扣的:比如在职工发奖金的时候,本来已经讨论定下发5万元,结果在他签字审批的时候却大笔一挥“准支10万元”;当不明就里的财务人员将剩余的5万元向申铁兵请示该怎么办时,申铁兵淡淡地说:先放那儿吧,就这样,这5万元就不知所终了,而且此类方法经常使用。还有更隐蔽的方法:在10多年的时间里,华新棉纺厂共经申某的手在全国先后设立各种名目的公司、20多家,通过这些公司,申某将原本属于国有资产的钱不通过大厂财务而在外多次周转而最终将一部分资金落到自己腰包。例如,华新厂曾经在山东设立了一个小纺织厂,该厂有一笔24余万元的帐外资金,也属于国有资产。但是申某却安排自己的亲戚担任该厂的会计。经营3年多以后,该厂破产,这24余万元却被申某命令转到一家和华新有业务关系的股份有限公司帐上。后经这家股份公司又将该笔资金以借贷的名义借给股份公司下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而房地产公司在归还这笔钱的时候却按照申某的要求直接归还到了申某的私人帐户上。由于资金转来转去,给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的难度。申某通过几个电话就能瞒天过海,而专案组则费劲心力,数日无功。

  “4·21案件”在高遂林和专案组的同事们执著下艰难推进,不断取得突破。就在这时,高遂林突然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信函的内容是英文的,虽然高遂林并不精通英文,但是,出于专业的敏感,高遂林仍仔细的阅读,加以辩别,从内容中一下发现了汉语拼音拼写的“申某”的名字。高遂林敏锐的意识到这薄薄的一张纸可能是一张境外的银行存单,这也许是该案一个新的突破口,但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弄清楚这张表的内容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工作。高遂林马上找到自己在省农行的同学帮助鉴定,结果证明此文件内容是香港汇丰银行的理财单据,但由于是第四联,因此单据上仅有申某姓名和帐户名称,其他信息一概没有。在这样重大的线索面前高遂林却又突然兴奋不起来了。首先,按照正规程序,地方检察院需要上报省检察院,再上报最高检,由最高检与香港廉正公署沟通,廉正公署再向香港汇丰银行协调,然后再一套程序走回来,就算中间没有任何耽搁至少也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但专案组没有时间,他们有结案的期限。——难怪高遂林和专案组的同事们高兴不起来呢?

  但是法律程序总是要走的,香港廉正公署答复:根据香港的法律,如果有委托人的授权,可以代为在银行查此帐户的金额,但是无法转支,即使内地法院的生效判决书也不起作用。香港汇丰银行则答复:没有帐户本人的签字授权任何人和机构无权动用或转移这笔资金。得——反正是没辙!

  不过好在通过努力,香港廉正公署查明此户头确为申某所有,帐户上有78万元的现金港币,还有64万元的用于投资基金等理财产品。如何将这笔赃款从境外追回呢?高遂林在多方咨询专业人员之后

  得出了两条结论:第一,要在刑事手段之外,充分利用民事手段,通过香港的律师事务所来代理转移这笔资金;第二,必须要千万百计做申某的工作,让他同意在委托转移资金协议上签字。当然,以上只是高遂林创新的想法,能否实现还不可知。

  接下来的工作相当繁琐。高遂林先通过深圳检察院的朋友找到香港的熟悉的律师朋友,口头答应对方如果资金转移完毕给予一定的劳务费,同时邀请对方律师携带委托转移资金协议书让申某签字。而这边,高遂林已经开始了与申某多次的长谈。申某的个性狂傲,但对于专案组能侦查到该笔境外存款仍流露出一丝震惊,处于对垒位置的高遂林不能随声附和,只能利用他这种个性采用激将法并伴以贴心交谈,多轮交锋下来,申某终于同意签字。可是当汇丰银行拿到申某签字的文件后却仍要亲自打电话要求他确认签字的真实性。汇丰银行并不知道申某此时已经在拘押之中,在电话中劝申某暂时不要交易64万元的投资基金,否则会造成损益,而申某则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对方的建议,仅同意转移78万元的现金港币到内地指定的银行账户。就这样,功亏一篑,高遂林和同事们的努力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是通过这一创造性的尝试,却为我国检察系统通过民事途径追缴境外涉案资金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尝试。

  专案组不辱使命,2005年12月的最后一天,“4·21案件”正式结案。专案组在提交的起诉书中列出了申某的7项罪状,分别是: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金、挪用资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枪支、隐瞒境外存款罪。法院最终以数罪并罚判决申某有期徒刑20年。

  由于此案在追缴境外资金方面的创新意义及涉案人员的成功追逃,该案在2006年被评为河南省十大精品案件第一名,而高遂林也获得2007年检察系统个人二等功,这在新乡市检察院历史上还是首次。2008年,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分别致电和来人要求高遂林将“4·21案件”在追缴境外资金方面的经验写成书面报告作为全系统的经验研材料。高遂林在报告中这样写到:“此案三个成功的因素在于:第一在于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积极听取和采纳专家人士的意见并成功应用;第三,则在于积极探索在利用刑事手段之余充分利用民事手段解决问题。”

  2007年,申某在狱中服刑时曾写了一本诗集并委托其妻子带给高遂林,并感谢高遂林及其他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对他的人文关怀和对其人格应有的尊重。2008年11月的一天,高遂林到申某服刑的监狱办事,结束以后,专程看望了申某,申某表示对高遂林由衷的钦佩。高遂林回忆说:“他说并不恨我”。

  1992年,高遂林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河南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从事预审和刑事侦查的教学工作。满怀着工作渴望的他期盼着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希望自己教出的学生能在公安战线上学有所用。1997年,高遂林被评为讲师。也是在这一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和新的刑法颁布实施,新的法律将预审制度给予取消。而早在1996年,高遂林和同事们就已经开始在原预审学教材的基础上潜心编撰《侦察讯问学》。“当时的条件还很艰苦,为了保证教材的及时出版,学生们可以学到最新的知识,翻阅和借鉴了大量的资料,夏天为了防止蚊冲叮咬,不得不接一桶凉水把腿脚放进去。”就这样,当《侦察讯问学》出版的时候成为了国内第一种改变思路、适应国家法律变革的突出讯问技巧的侦查学教材,得到了全国公安院校的争相订阅和好评。

  1998年年底,高遂林在学校加入了共产党,次年即被组织上安排到新乡市原阳县公安局任副局长挂职锻炼。从那时起,高遂林就坚定了自己要用毕生经历维护党的荣誉的信念。后来在多次给公安和检察系统的干警讲课时他也总是提到:“同志们,我们从事的这一项事业不仅仅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这么简单。我们中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对于一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始终不一地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历史使命,而我们的反贪污、惩腐败就是在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旗的尊严。”

  2005年6月初的一天,也就是正在侦办“4·21案件”的同时,一个辉县市的举报人慕名找到高遂林,举报该市市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其时兼任市党的先进性教育学习小组副组长)刘某贪污、挪用党费和党员培训费的情况。高遂林听了之后异常气愤。

  “当时,全省正在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而如果举报人的举报情况属实,这样的党员干部简直就是在党旗上摸黑!”高遂林对这种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但是当时由于4·21案件正在要紧的时候,我只能先放一放,谁知道这个举报人三番两次地给我打电话,说我如果不办理就说明和他们串通了,丧失了他对我的信任!”其实高遂林的心里早已有数并已向检察长作了汇报,他安抚好举报人后就秘密安排人员采用较为隐蔽的策略通过外围对辉县市机关党委的会计进行了调查,又通过其他方法不露痕迹的将帐目进行了核对。证明该机关党委副书记确实存在将党费和党员积极分子培训费截留后用于自己做生意的情况。于是,高遂林暗中不动,直到6月30日晚上才突然传唤刘某。几个小时的时间刘某就对自己挪用党费数万元用于做生意的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也连带查出其单位原会计挪用党费的事实。审讯完毕已经是7月1日凌晨。高遂林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嗯····知道,是7月1号吧。”刘某忐忑的心情已经无法掩饰。

  “知道到今天是什么节日吗?”高遂林进一步追问。

  “是建党节----!”王某已经无语。

  高遂林后来回忆到:“刘某涉案的数额虽然不大,但性质恶劣,要知道他挪用的可是我们的党费啊!就是要在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拘留他,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的党员,更不配做我党的干部。我就是要他记得,他不但给党旗抹了黑,也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抹黑。”

  高遂林在办案的过程中除了高标准的把握案件的质量以外,同时也更加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并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的精力!

  1993年,某国有企业投资416万元成立了国有性质的房地产公司,刘某任房地产公司经理。2003年3月,国有企业破产,刘某串通国有企业厂长申某(另案处理)在没有国资委同意和资产清算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将大企业投资的416万元资金全部撤出。待撤资完毕后,大企业将放弃房地产公司的股权,与其完全脱离。届时由企业协助房地产公司办理企业更改登记手续”。也就是说该房地产公司除了还清大企业经营周转10年的416万元初始投资款以外从未再支付给大企业一分钱。而此时的房地产公司已经利用国有资金赚回了近千万元的利润。房地产公司经理刘某却立即利用联合投资的名义将帐上的利润转移到郑州、青岛、等地然后又迅速的用现金的方式取回,使房地产公司变成了空壳子,在不参与年审的情况下自然注销。遂后刘某利用自己家保姆和朋友的名义注册了新的公司,自己暗中操控,并将从外地取回的原本属于国有资产--房地产公司帐上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注入到了自己掌控的新公司。至此,刘某的金蝉退壳之术得以完全实现。同时,在初查过程中也发现了刘某有贪污、行贿和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

  案发后,刘某携妻子外逃,高遂林带领部分办案人员依据掌握的点点滴滴的线索,一路从郑州、西安、广州、武汉、重庆,锲而不舍,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和蹲点守候的办法,最终在宜昌将刘某抓获。刘某在受到刑事追究后,高遂林坚持要将这近千万的资金追回,他认为,这些由国有资产增值的部分仍然应该归为国有(国有资产递延产生的利润仍是国有资产),必须追回。但怎么追呢?当时双方毕竟签订的有协议,单以主观上认为该协议无效是不行的,最直接和合理的办法是通过法院民事判决来认定其无效并追回资产。事实上也是这样办的,在走刑事程序的同时民事程序也同步进行,通过民事诉讼最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万元。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对当地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2008年11月,河南省媒体公布的当年度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中涉及到一个副厅级民主党派干部高某。此人是某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兼市人民医院院长。这个案子就是高遂林亲自办理的。作为省纪委交办的重大案件。高遂林在查证高某利用职权收受药商及利用内部人员职务调整收取贿赂等方面更是深有感悟。案件结束以后,办案组专门组织人员认真总结,撰写了《“特殊人物”与普遍性问题》的报告,在某些方面曾有独到的见解:“从办理高某的案件中我对于党内的监督等方面真是深有体会。高某是民主人士,从来不参加党内的民主生活会或其他党的活动;本应由党委会讨论的干部人事问题,因为医院是院长负责制也成了院长办公会的主要内容,这必然使党管干部及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变成空话;是县级单位的一把手,隶属关系上归同级别的卫生局领导,但他本人又是副厅级,属于省管干部;是政协的副主席但又不驻会,该参加的学习又不参加,也没人深管,这就出现了“管得了的看不到,看得到的管不了”。体制缺陷产生了管理盲点,管理盲点结出腐败恶果。由管理延伸出的还有一个问题:市里每年的各种考核没有高某,省里对市级干部的考核又深入不到医院的角落去。于是,高某真正行使权力的领域成了无人管的、无人看的“盲区。”透过高某一案,对现行的高职低就和干部考察形式是否科学确实值得反思!”说这段话时高遂林的脸上明显流露出困惑的表情,饱含深情的眼睛里除了打击腐败的决心外好像还思考着什么?

  是啊!一个党员没有经过党的教育再加上对自身的要求不严就会很容易犯错误。所以有些人对我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廉洁性教育认为是形式主义,这是大错特错。我党在党员教育上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旗的荣誉的明智之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所有党员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很多党员的职务犯罪都是因为对于我党的党员干部教育不重视造成的,这点值得我们深思。”

  一面面鲜红的党旗挂在机关团体的大门前,但是又有多少党旗能挂在党员的心里。在高遂林的书房里挂着他自己写的几个泼墨大字:披肝沥胆护党旗。我想,这不但是他人生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党员的灵魂写照!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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