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在康乾盛世错过了改革机会?

  许知远:1894年的士大夫们分不同的层次,他们怎么想象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的这种感觉?

  马勇:去年我在读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全集,想试图探究一下为什么在前边30多年,中国处在一种沉闷状态,个别先觉者处在被孤立的状态。我们去读陈炽、郑观应、马建忠的,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孤独。为什么在1894年战争一爆发,中国好像突然崩溃了,知识界、思想界就处在崩溃的状态,大家都可以说话了,为什么?我觉得是和朝廷本身乱了方寸有关,如果朝廷一直是很沉稳的,一天到晚不让你说话,大家都说不出来。朝廷慌了,在1894年战争打到黄海的时候,朝廷不知道这个事情往下怎么发展,日本的战略企图究竟是在哪?清廷担心如果日本登陆作战到北京来,那就是真的一个亡国的格局了。因此,这个时候朝廷因为慌乱而开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才使一个空间出现了。

  1894年之前也有报纸,为什么前边这些政论不能发出,是因为管制。但是这个时候朝廷需要了,这个时候一下就释放了,你可以感觉到在1894年战争进行当中,突然一下子中国的言论空间打开了,严复、梁启超、康有为都能说话了,而且都说的觉得有道理。那么这样的话,等到战争一结束,《马关条约》一签订,你可以感觉到清廷本身也对这个事情也有一个检讨。我们今天去看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久发布了维新诏,问各位大臣,各位疆臣有什么好的主意提上来,之后各地的督抚都在大量地给朝廷上书。因此朝廷是在这么一种状态下,给大家释放了一个言论空间。那么这种言论空间释放了,才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能够发挥这样一种功能,给他们一个空间,就是朝廷跟民间开始有了一个对话和互动。朝廷有需要,有对这种思想本身的一个需求,这大概要从这个角度才能慢慢还原1895 年的大概的中国知识界的情况。

恭亲王奕訢

  中国为什么不变

  许知远:如果说同治中兴从1861年总理衙门设置开始,一直由恭亲王在主持实际事务,到1884 年甲申易枢,清廷内部发生了巨变,恭亲王代表洋务的系统好像被消除了。如果没有甲申易枢,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会不会不一样?

  马勇:其实1860年的选择本身,按杨小凯的话讲叫国家机会主义,这个国家的机会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中国耽搁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18世纪的中国很强盛,把全球的财富都集中到中国来了。但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最强盛的时候,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中国反而没有,这里边检讨的空间非常大。为什么呢?西方社会一方面工业革命发生,另一方面有一个阶级结构的重新组合。我们过去都忽略了中国对外界的敏感,好像很迟钝,不知道法国大革命,不知道什么西方的变动,其实这个都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很敏感地知道世界任何一个变动一样的,18世纪的中国仍然知道。我在读马戛尔尼的记录时,我就读出来清帝、清廷对西方的恐慌,害怕中国也出现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情。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马戛尔尼到中国来是1793年,中国是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因此,中国知道了怎么办,我不让你给我革命,我给你屏蔽掉。因此,我们看到乾隆皇帝不愿意和西方接触,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其中包含着对西方社会秩序重构的一种恐慌。那么到了19世纪早期,到了嘉靖时候,为什么中国又不变?我们今天去读西方在1800年到1848年这半个世纪的西方历史,发现完全是混乱得一塌糊涂,动荡不安。那么这种状况,中国怎么能够去变呢?中国不改革,是因为外部给我们的示范太次,不是伊拉克就是叙利亚,怎么变?我们读18世纪历史、19世纪历史,中国已经和世界是紧密地连接的,因为贸易一直在,有贸易怎么能不了解世界呢?肯定是了解的,但是为什么不变?因为西方给我们传递的是一个不稳定信息,这样中国在这个时候就错过了机遇。错过了之后,到1840年被打醒。这是蒋廷黻讲的,开放五口,赔偿了几百万两银子,无所谓,继续昏睡了18年。

  等到1860年再败之后走向变革,这也是一个机会主义在作怪,因为当时清廷面对的心腹之患不是西方,是太平天国,清廷解决不了太平天国的是因为没水师。那英法联军撤退之后,中国最大的机会是要发展自己的海军。因此从这之后30 年这个方向就错在走向一个国家强盛主义,给后来1895年预留了一个国家机会主义的发展。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的发展晚了8年,但是日本上来就国家改造,国家行政体制的再造,教育的重新构造,社会阶级的重新构造,把华族给去掉,教育、军队都重新改革。1860年中国走的只是强军的路线,保护私人资本和尊重知识产权在这过程中都没有,都拖到1895年之后才开始出现。

  所以,我们去讨论这一段,这个困境在哪儿?困境都在后边反过来可以看,后边的变革都是本该发生在前面的。因此1884年这些变化,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像原来估计的那么大。因为奕䜣、奕譞都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他们之间是兄弟交接,并不构成原来所讨论甲申之变当中的一个政策性的变化。因为我们今天去读李鸿章的全集,李鸿章在讨论这一段的时候提供了很多信息。在越南战场上恭亲王带着军机处那一波人处理失误,不换人的话,就没法调整外交,因此这个时候换人就是所谓的甲申易枢,是个大事。这个易枢在当时那种状态都往这种权斗方向上去解读,但是我们今天从这种大的外交格局上去解读,可能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幼年光绪

  清流的逻辑

  许知远:恭亲王下台跟清流派对他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清流派在19 世纪后半叶兴起,甲午战争中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您怎么评估这个力量,他们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马勇:所有的执政者都会被攻击,就和我们当代政治一样的。中国政治一直是这样,有一波人在做事,有一波人在批评,这也是一个好的传统。在宋代、明代,把议论公开化,清议可以影响政治,让政治更清明,更阳光,清议本身并不是坏事。我们今天去讨论近代的清议,包括张之洞和张佩纶。其实这一波人过去也被我们妖魔化了,觉得他们只会耍嘴皮子。其实在这种体制下,他本身的言说可以构成政策决策的一个层面,我们今天还是应该把清流放到一个政治架构当中去讨论。

  打一场输的战争

  许知远:回到1894年战争的机制,双方的动员,据我看的史料,中国的战争动员跟清流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跟翁同龢,翁同龢跟光绪皇帝,变成这么一个链条,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链条。

  马勇:我觉得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的内部的政治架构出了问题。俗话说天无二日,在1888年,清廷的最高权力没有完全移交下来,形成了一个双轨体制,醇亲王和翁同龢建议说,太后你不能退下来,孩子这么小,你还是应该扶上马送一程。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书就在这之后,康有为为什么从一个草民去突然想到给清帝上书,因为他看到新皇即位一定会有自己的举措,也会慢慢构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权力班底。

  从1888年到1894年这个过程中,翁同龢、文廷式、张荫桓,他们都感觉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去替皇上物色人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权力二元结构会导致一个很麻烦的结果,小皇帝什么时候真正掌握全部权力,皇太后什么时候真正把权力全部移交掉?1888年没移交,只能找到下一个关键点,皇太后的60岁。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几年当中,中国对外的政策调适就开始出了问题。一波围绕着皇帝身边的人,慢慢构成了我们后来所讲的所谓帝党,这个帝党和皇帝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确实是替皇帝的利益着想。这些帝党都主张对外强硬,皇上应该御驾亲征,建功立业,通过战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权力的失衡才使这个事情后来发生变化。当然对于战争的判断,等到1894年战争快要发生的时候,凡是掌兵权的,凡是老臣,都认为不能打。认为要打的,要么就是清流,要么就是政治的边缘人。到了1894年五六月份的时候,问题已经不可解决。我们读1894年的5月31日李鸿章给清廷的一个报告,他刚刚巡视完北洋海军,他有一个关于海军这种状况的报告。中国需要一场战争,如果没有战争,特别没有一场打输的战争,大概中国可能完全就僵死掉了。这种输应该是怎么输呢?应该是李鸿章10年前的经验,就是1884年的经验,输但是不能失了体面,不能输得太多,我可以丢掉殖民地,但是我不会对帝国体制,对帝国的根本利益构成危害。你可以看到李鸿章在1894年的6月份开始的决策,大概慢慢向这个轨道去了。因为清流和皇帝身边的那一波完全就是没法控制的。对外强硬的立场,根本不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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